因此，立法机关除应当制定法律使基本权利之规定在私法中得以实现外，司法机关应当将基本权利视为概括条款的核心内容。

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认为，在政治团体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政治功能层面，即政治价值共识层面、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和集团利益表达层面。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区分公意型政治与众意型政治的思想家。

我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我的结论是基本上倾向于波考克的观点，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polity）概念，基本上已经是以共和主义的思考方式建立的。[13]那么这种体现为公意的人民的公共利益也即普遍利益，是否客观存在？卢梭回答说：如果说个别利益的对立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必要，那么，就正是这些个别利益的一致才使得社会的建立成为可能。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里，专政与专制、独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专政与民主、宪政兼容，而专制、独裁与民主、宪政不兼容。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在实行法治与分权的过程中，不能阉割和放弃人民主权。

再如，台湾的国民党，党内民主也很充分，党主席要由全体党员直选，党内也有政争，譬如马英九与王金平就曾竞选过党主席，也存在诸多心结，但为什么在关说事件后王金平不肯放弃党籍、退出国民党另组新党呢？在台湾民主转型前期，宋楚瑜曾从国民党中分裂出去另组了亲民党（当时分裂出去是有特殊背景及其原因的），但在台湾两党竞争的大格局下，其他的小党都没有太多的政治发展空间。这就需要我们大胆地探索和开创系统的改革理论，丰富改革的政策选项，并稳妥审慎地进行比较分析，推进试点改革，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试错性实践摸索有机结合起来。譬如，王元化就认为：论者（指朱学勤）称卢梭的公意，实际上是‘抽空了私意。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就是亚里士多德在论述Polity的时候，他很疑虑。但这些问题的解决，经过卢梭对公意共和国的推崇（参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第二编第二章），黑格尔对理性国家也即公意国家的辩证式论证（参见《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第二编第一章），马克思基于全人类最大公意以及自由解放事业的公意型政党的普遍解放逻辑，哈贝马斯对当代公共性的彰显与公共领域的构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公意型先进政党的党建理论基础），直到宪政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提出，才开始获得了一次根本解决的机会。国内最权威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高放先生曾经指出：1958年，我从上海出版的《国闻周报》1927年9月4日出版的第4卷第34期查到厚照写的《嘉尔·马克思传略》一文，其中把‘共产主义译为‘公共主义，把‘共产党译为‘公共党。2013年的宪政之争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关头所遭遇到的非同寻常的思想事件，它究竟会不会由此开启一个思想解放性的依靠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驱动的新改革开放时代？抑或会不会由此犯下常识颠覆性错误而滑向依靠统治技术强化、思想控制强化、制度自闭（或制度内卷化）倾向强化来钢性维稳的灾难性的历史深渊？对这些令人纠结困惑的问题，现在还难以做出令各方信服的结论。

在宪政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审议院（审议否决权）和公民社会（公共舆论监督权）虽然没有立法与公共政策的拟定权，但他们却至少应当拥有类似于古罗马共和国宪政实践中保民官那样的否决权。做被统治者的时候，要有正确的意见。

从现实的政党政治实践来看，很多国家的政党都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但即便在多党制的宪政制度条件下大多数并没有陷入分裂的危机，譬如美国的民主党、共和党党内民主充分，但在现实的两党制格局下几乎不可能分裂。西方的共和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是思想的一个典范来讲的话，到底是上升到罗马还是希腊？因为上升到罗马就以法律为核心了，而上升到希腊就不是以法律为核心了。[13]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9页。[2] 秋石：《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jrzg/2013-10/16/content_2508102.htm，2013年10月23日访问。

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宪政和市场经济一样不姓资不姓社的提法，认为宪政建设完全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并认为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移植照搬他国制度模式，而只能立足本国国情、借鉴他国经验，开创适宜于现阶段条件、满足本国人民要求、适应现有制度完善的需要、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宪政建设新路，——这基本上就是当下的主流民意。如果执政党的新改革开放政策推进顺利，那么这种稳健改革力量还会持续扩张，并有助于新型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的巩固。这样才可以使原先淹没于抽象普遍性之中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取得真实意义上的存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果说有什么‘限权的话，那就是限制和剥夺剥削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权利，限制和剥夺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从事敌对活动的权利。

尽管斯大林实际上一直醉心于构建一个新专制帝国的斯大林体制，但他在形式上并不想过于明显地歪曲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而是不动声色地在阶级专政的名义下把国体层面的阶级专政贯彻到政体层面而成为领袖专制。没有自由的争论，只有对于具有反社会性的异见人士的不宽容的审判和驱逐。

据我在2013年4月之前长达一年时间的个人观察，在当下中国的公民里，主张全盘移植英美等西方国家宪政模式甚至试图推动一场政治革命的西化宪政派（也即反宪派所说的推墙派）不会超过10%（西化宪政派认为社会主义与宪政水火不容，甚至认为社宪派是党国体制的帮凶，人数虽不多但活动力强、影响广泛），也就是说，十个人里面不会超过一个。[8] 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版，第44～45页。

[21]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版，第312～320页。众意的国家追求个人自由、社会多元与妥协合作，而公意的国家则追求平等互助、团结一致与和谐进步。同理，我们认为现实存在的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的现实基础，虽然公意导向的公民社会能够超越众意导向的市民社会的狭隘性，也即超越自我阶层意识及其特殊利益的狭隘性，但市民社会始终都是公民社会存在的根。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黑格尔都反对市场至上论，都主张公意高于市场，而他们的重大分歧则在于谁是促成和实现公意的主导力量。在这种制度背景下，公意的真实性判断依据在于公意生成过程的公开性、参与性与合程序性。[4]张明澍：《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49页。

不少学者都认为，即便站在官方有意明确宣示不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立场来看，更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公开肯定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提法及其理念，而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宣示了不照搬西方宪政制度的立场，同时又团结和稳定了中国宪法学界的主流，更不会引发大的争论，是一种既能达成目的却又充满政治智慧的柔性手段。没有怀疑的权利，只有信仰的责任。

即便再过五年，也没有迹象显示多数人会采取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或行动，甚至这部分人数连五分之一都难以达到。卢梭指出，公意不同于个人的私意和反映个人利益总和的众意，它以人民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只着眼于共同的目标。

宪政社会主义的政团三层面民主结构理论是一种新的创见，对于民主理论的发展颇具启发意义。没有公共政策竞争就没有民主。

来自竞争性党部的审议员，则旨在表达、宣传本党部的公共政策主张。旁观者洞若观火：某些人的目的若单纯只是不赞同照搬西方国家宪政制度，那么只需要强调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道路就足矣，就如同我们不赞同照搬西方国家民主模式而坚持开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理一样，根本用不着讳疾忌医地由于忌惮西方民主就整个封杀民主这个词，由于忌惮西方宪政就整个封杀宪政这个词，把自己置于连慈禧都不如的境地。私意又包括众意与个人意志，众意是共同利益也即集团利益表达的产物，个人意志则是个人利益表达的产物。总之，只要建构起完整的政团三层面民主结构和互动的五种权力制约机制，公意就能相对客观地形成。

他认为某一些需要专门的virtue和专门能力的职位，是需要一定的门槛的，但又不能显得太不民主。宪政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社宪派中主张以宪政发展和保障社会主义的新学派，在社会主义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研究上经历了长期的大胆探索，形成了独特的宪政建设新思路，可以成为推进改革的政策路径的重要选项之一。

同时，主张全盘否定宪政的反宪派绝对不会超过1%，我所在学院甚至所在学校至今尚未发现一名公开持明显的反宪派观点的同事。他们要的是多党轮替的宪政，并不代表我们不要宪政，话语权的争夺，不仅仅只是批驳对方，还应该主动占据制高点。

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这一高扬的公意价值首先被赋予了德性与制度伦理的意义，同时，德性何以可能公意何以可能公意与众意能否在混合宪政中共生等问题也被提了出来。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在公意型宪政基础上，同时开辟了公意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意型先进政党、基于众意型多元政团的民主协商制度（众意之和接近于公意）和公民社会（功能类似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这四条进路，以公民共同的利益为施政目标，构建双轴四轮驱动的复合民主宪政国家。

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政治化是联系两个社会层及各社会层中的不同阶层并使之相适应，促使社会整体和谐发展的纽带。宪政社会主义构建了双轴多主体的公意形成路径理论。但在这种反思与批评中，我们也应当努力做到客观公允，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彻底否定公意存在的理由及其价值。

雅各布·塔尔蒙在其《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有两种民主主义，即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而卢梭的公意理论正是极权主义的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源头，这种理论旨在塑造只把公意作为自己的意志、而且把这种结果看作自由的公民，并用人民取代了重农主义者的专制启蒙的君主[9]，而能够以人民的名义来确认公意并戴着公意面具发号施令的不过是人民的王或者少数的官僚精英。在四大主体中，宪政社会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置于突出位置，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的重要命题，认为 公民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具有基础性地位。

这种误读始于1952年以色列哲学家雅各布·托曼（Jacob Talmon，又翻译为塔尔蒙）发表的《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一书。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政权继续与党权相结合，而治权则回归于民权，即政府治理团队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间接选举或公民直选产生——本括号内为原著删节部分）。

政团政治功能分层理论认为，在政治团体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存在着三个不同的政治功能层面，即政治价值共识层面（以公意型政党中央为政治主体）、公共政策竞争层面（以公意型政党的政策竞争与施政团队为政治主体）和集团利益表达层面（以众意型多元政团为主体）。那种试图机械照搬他国成功经验的做法，必然会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